这所学校是一条船，载着每一位学生、老师、员工，以及学生的家长，驶向一个个新的彼岸。没有人悲观，没有人落伍。每个成员都跟随着船而前进。船的乘风破浪又是每个成员同舟共济、齐心协力的结果。下文摘自《中国人西方人和他们的孩子》，贺评著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。
这次采访显得有点尴尬。北京BISS国际学校的行政总监邓先生似乎真被问住了，一时有点不知所措。而他的回答紧接着又给了我一个目瞪口呆。
圣诞节过后半个月，这所学校已放完寒假，进入了1996年的新学期。来自30个国家的130多名学生和他们的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法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等国的老师，在北京北三环附近的这座校园内，又开始了他们自成一统的西方式的学校生活。
邓寿德总监接待了我。这是位有多年国际学校管理经验的新加坡人。
“你们以考试成绩来衡量学生的学习好坏吗？”我问。
“不，”回答很果断：“考试仅是一种辅助手段。除了成绩，更重要的，老师还写详细的评语。”
一开始对话就感到诧异，还有比考试成绩更重要的评语。我接着问：“好学生的标准是什么？”一个非常普通而简单的问题，没想到他竟然感到奇怪：
“好学生？”邓先生一边重复这几个字，一边诧异地看着我，那眼神似乎在问：“你怎么提这样的问题。”看他大惑不解的样子，我心想还是行政总监呢，不至于吧。他看着我追问的目光，半天才说出一句：“我们没有好学生、坏学生之分。”
“从来不评好学生、三好生什么的？”
“从来不评。学生不是学习好就好或者打球好就好，这样不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、品质、人格，包括很多方面，有的这方面好有的那方面好，今天他这件事好明天她那件事好，怎么能断言谁就是好学生，谁就是坏学生呢？”他自信而肯定地回答。
“学习成绩不好总是缺点吧？”我感觉他还没有进入轨道。
“不，”回答又很果断：“有的孩子英语成绩不太好，可他进校的时候一句英语都不会说。他作了很大努力，有了很大进步，这不能叫缺点，这是优点。”
我无言以对，不由自主地直点头。
“有班长吗？”我又想起好学生的一个标志，不过在这里没有发现有孩子的臂膀上挂着几道杠的。
“班长是什么？”邓先生又搞不懂了。
“就是学生头，帮老师收收作业什么的。”他依旧等待我的解释。我接着说：“学生自己选的小干部，有时帮助组织些班级活动。”
“从来没有。”他终于明白了，说：“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样的，没有小干部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每个孩子都会帮助老师的。我们为低年级的班级配备了助理老师，协助老师做些教具的准备工作。”他介绍了助理老师的情况，可这根本不是一码事呀。
我原本想问如何惩罚坏孩子，现在人家不分好坏，只好改口：“如果有的孩子不努力学习，不完成作业怎么办？”
“经过鼓励和帮助，现在我们没有不爱学习的孩子，也许刚进校的时候有。学校培养他们爱老师、爱同学、爱学校。老师像他们的大姐姐大哥哥爸爸妈妈一样。因此，他们都很愿意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。离开学校两天，他们都会想老师想学校的。我的孩子在这所学校上二年级，他爱他的澳大利亚老师，甚至从此爱吃澳洲牛排。”
“你们没有调皮捣蛋的孩子？”
“没有捣蛋的，有顽皮的。”看来邓先生始终和他的学生坐在一条板凳上。
“什么样子是顽皮呢？”我是非打破沙锅不可了。
“比如有一次我们带他们去一个游泳馆游泳，一个孩子当着管理人员的面说：‘这是我到过的游泳馆中最差的一个。’我们给他讲了道理，这是不尊重别人。怎么能当着人家的面这样说话呢？后来这个孩子向管理人员道了歉。”
我终于抓住了一个“坏典型”，可是这个不尊重人的错，在我们眼里又算什么呢？
谈话结束了，它留下的思考却没有结束。两种文化背景，两种教育思想撞车了。这丝毫不奇怪，如同用两种不同的量具量同一物体。小量杯说水已溢出不能再装，大量杯却说水还远没有装满。我们能不能换一种量具，换一种思维角度呢？让传统的好学生坏学生从固有的模式中走出来，走到世界的坐标上去，再重新审视一番。
墨守陈规的好学生观念是否需要改变一下了呢？
那天，所有的孩子穿上了自己最漂亮的衣服，每个人脸上都是一片灿烂。他们要在离学校不远的北京木偶剧院举行冬季音乐会。
一个总共不到200人参加的活动，搞到一个能容纳600多人的剧院里，是不是太空旷了？噢，原来是为学生的家长们准备的。果然，晚上6点多钟，来自各国的孩子的父母以及亲朋好友们都来了。像一次联合国聚会，黄种人、黑种人和白种人把这个小剧场充实得热热闹闹。他们穿得也很着意，真像参加一个晚间的正式活动。
大幕拉开。在一张张像鲜花那么水灵的小脸上，除了露出他们心底的快乐以外，就是无拘无束的感觉了。也许排练得不够充分；也许孩子们放任惯了；也许要的就是那种天真烂漫。节目的表演漏洞百出，全然不是整齐划一、精益求精。有的唱错了，跺脚的缩脖子的；有的忘词了，出个小洋相的做个小鬼脸的；有的干脆就唱走调了，还不以为然呢。而他们得到的却是热烈的掌声，开心的笑声，包括他们的老师在内。这里没有紧张，也没有抱怨，整个剧院内充满着鼓励、赞赏和欢乐的气氛。
音乐会有合唱、独唱、小演唱、钢琴和小提琴演秦，从4岁幼儿园的孩子到9年级（相当初中三年级）的学生，学校的每一个孩子都参加了表演。
学校的几位中国雇员，从事行政工作的年轻姑娘，看到这种情景很有感慨。
一位叫王新春的说：“你看人家一点不死板，都穿着自己的盛装，红裙子什么的，多好看。我们那时搞红五月歌咏比赛会，必须整整齐齐，一水的白衬衣，队要排得特别齐，歌要唱得特别齐，必须万无一失，一点错也不许出。”
“他们谁出点错都没关系，老师不会狠狠批评他的。人家特别尊重孩子的个性。”另一位叫祝欣的说。
还有一位叫赵艺曼的说：“来了这么多家长！学校的课余活动他们每次都那么积极参加！对孩子的演出给予这么大的热情和鼓励，恐怕是中国的父母们所没有的。”
木偶剧院的一位拉幕员说，在这里进行的各种演出不少，他看过许多高水平的。不过，对这次音乐会他的评价是：“最糟的，也是最好的。”最糟是指演出水平比哪次演出都低，最好是指台上台下热烈地融为一体的气氛比哪次都好。
可以说，在BISS国际学校里，存在“最糟的，也是最好的”现象。
家长如同学校的成员一样，不仅与学生一起参加各种课外活动，而且对学校的情况了如指掌。每天家长与学校来往的电话、信件，还有传真不断：有关于孩子生病请假的；有因天气变化请老师帮助给孩子加减衣服的；有因孩子入校不久就适应了学校生活而向学校表示感谢的；有就某项课余活动向学校提出建议的；有对孩子家庭作业的情况发表意见的……
学校的行政部门有专门负责与家长联系的人员，和家长保持密切的联系，也经常把学校的一些情况报告给家长。因此不像中国的学校，不开家长会一般家长和学校没有什么联系。
中国学校开家长会，中心议题是升学形势如何严峻，学习成绩如何不理想。家长坐在自己孩子的座位上，听老师训话。老师不管下面坐的是什么人，都是指着那位家长数落其子女。此时家长才知道自己孩子的表现如何，如果是被老师当着全班家长的面挨了批或被老师会后留下，那“今夜有暴风雪”就跑不了了。难怪中国孩子们都怕开家长会。
这所学校的家长会完全是另一番风光，基本跟学校没有关系，也不谈学习问题。家长们自发地组织起来，算个家长协会吧。大家选出一个召集人，有时是轮流尽义务。开家长会的地点也不在学校，由某位家长帮助安排。
那么，学校就不向家长通报一下学生的学习情况吗？通报，但不开会。1至2个月中有一天是专门干这件事的。老师事先和各位家长电话联系好时间，这样老师就和每一家长单独交谈半小时左右。老师说：“每个孩子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，需要个别与这个孩子的家长谈，把所有的家长召集在一起，让其他家长在那听别的孩子的问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。”需要让每个家长都知道的有关共性方面的问题，校方随时就通知家长了。
这里的孩子不怕家长会，倒是欢迎家长会，因为家长会可以帮助学校开展更多的学生喜欢参加的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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